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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力:纪念马丁路德金时我们在点燃什么
来源:青年力 2018/04/04 11:41:38 作者:隽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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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十几年 way0 真人捕鱼现金交易

导读: 奥巴马总统一定自己也为之深感困惑,或者也可能——他明白症结在哪里,但无法通过针对性的政策改良,以消灭“白人警察与所谓‘有犯罪嫌疑的黑人平民’间,无休止的零和躲猫猫游戏”这一出路未卜的美国社会现状。

2018-08-16傍晚,美国东南部的交通枢纽城市孟菲斯,正沐浴在和煦的暮春晚风中。这座城市的黑人人口比例,达到了40%。

然而,一梭“春田”式(又译“雷明登7600式”)步枪发出的枪击声,打碎了这座城市的宁静;并且伴随着一具伟大躯壳,在血泊中的倒下。随后他被紧急送往该市的圣·约瑟夫医院,然而仅仅一小时后就宣告不治。而且令世人心痛的是,由于他平日过度操劳,尸检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健康程度已经居然相当于六旬花甲的老人,而他遇害时年,却仅仅39岁。

梦想的回响:当我们纪念马丁·路德·金时,我们在点燃什么?-青年力

这个魂归天国的伟大灵魂,正是一代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在遇难当时,正倚在栏杆上与站在楼下的他的民权活动伙伴杰西·杰克逊谈话。而在此之前,金博士刚刚邀请杰克逊的一位朋友(音乐家本·布兰奇)在两小时后就要召开的支持孟菲斯环卫工人罢工的集会上演奏一支黑人圣歌《亲爱的上帝,请拉住我的手》。然而,他再也无法听到这首慈悲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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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金当年遇刺的洛兰旅馆如今已经被辟为纪念馆。旅馆外旁的标牌介绍了他当年遇刺事件的始末。

此事的神秘感不仅于此,它冥冥中仿佛如一个早已烙印上的诅咒——

在金博士遇刺前一天即4月3日,他参加了基督神教会全球总部聚会。而为了赶赴这次聚会的飞机航班本身就因为炸弹威胁而延误。而在赶到聚会后,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生平的最后一次演讲(史称《我登上过山顶》),并提到了这次炸弹威胁。这场大会的执行主席安德鲁·扬事后回忆道,那些日子曾一直流传说法,有人要加害于金博士。但他表示,金博士当时给出的答复为:“这样的传闻并未使我受到影响。我已登上了非暴力运动的圆满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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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金博士在为争取种族平等的运动中冲锋陷阵时,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宿命论者。无数次的徒手挨打自然是家常便饭;1958年他在纽约哈莱姆(注:黑人较多的街区)的一家百货商店,被人刺伤左胸;1964年又在佐治亚州的一座小教堂里布道时,有人向邻近的房屋开枪。事后他说:“我有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折磨;我甚至有可能死去。但是,即使在斗争中我死去了,我要人们这样说‘他是为使我获得自由而死的’。”

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这位被害的黑人民权领袖的战友们想方设法来抚慰他生前的黑人伙伴们,提醒他们要记住他生前那些有关非暴力的信条,但尽管如此,在国民警卫队赶来维持秩序之前,金博士遇难地的某些地区还是发生了骚乱;刺杀他的案犯杰姆斯·厄尔·雷半年后在英国落网,并被引渡回美国接受审判(获刑99年,后病死于狱中);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向他追赠总统自由勋章;2004年,美国国会决议向金追赠国会金质奖章,两者都是美国平民最高荣誉;1986年,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被定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假日之一;2011年,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的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正式开放给公众参观;此外,全美已有数百条街道以马丁·路德·金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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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以马丁·路德·金命名街道的分布图。由此亦可推知美国黑人的分布疏密。

然而,这一切荣誉的背后,却不及“正义仍然在迟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多年来一直被公众质疑对于金博士遇刺一事负有“可能早有不怀好意的密谋”之责,因此直接凶手杰姆斯·厄尔·雷多年来一直自认为“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还没确定密谋始末的情况下,就急于推我这个替罪羊到舆论前台”,且他自己也屡次遭到过将其灭口于囹圄的死亡威胁。金博士的夫人科列塔·金在获悉孟菲斯地方法院的判决后说:“决不能让认罪掩盖犯罪过程,也不能以认罪来终结对谁帮助扣动枪机的侦查。一切对这起凶杀案并非无动于衷的人,都应该要求田纳西州和联邦政府继续侦查,直到查清所有参与这件罪行的人。”迫于舆论压力,在金博士被害10年后,1978年美国国会不得不对金被刺一案重新进行专门调查。调查于1978年结束,所得材料达数十万页,总结报告达800页,最终作出了金死于密谋的新结论,但却无法查明密谋的具体参加者。因此总之,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真相仍是一个谜。

虽然敌人以卑劣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金,虽然谁是杀害他的元凶或许将永远是不解之谜,但他的反抗精神是永存的,依旧激励着热爱平等、自由的人们继续向种族主义制度发起猛烈进攻。虽然他喋血江湖,但他美妙的梦想和不屈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美国人民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愈发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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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他所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风潮,让大卫·丁金斯能够入主纽约市政厅,成为这座全球财富之都的第一位(也是全美第一位)黑人市长,更让康多莉扎·赖斯、巴拉克·奥巴马这些更努力奋斗的美国黑人政治精英在新的时代成为国务卿和总统,掌握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政治权柄,从而为“美国梦”赋予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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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远在黑人的故乡——撒哈拉以南非洲,纳尔逊·曼德拉的事业更是直接受到马丁·路德·金的鼓舞,他为在非洲大陆消灭最后一个种族隔离政权品尝了长达27年的牢狱之苦,最终带领南非有色人种获得了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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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支撑着金博士多年如一日地为他的事业奔走呼告,最终捐躯呢?

这便要从美国的种族问题说起。尽管18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惨烈的南北战争、且废奴功勋总统林肯也遇刺身亡等如此大的代价后,至少在法理上把黑人从“劣等”地位解放出来,但在此后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黑奴制度事实上只是被“阉割”了,即“升级为了新的压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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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2018-08-16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女工(她就是载入史册的美国“民权之母”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给白人让座”事件,是让时任该教区牧师的马丁·路德·金揭竿而起发动“抵制该市公车行动”的那粒“星星之火”,并且最终形成了燎原之势(该运动持续长达381天,并扩散到全美,引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2018-08-16,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种族隔离违宪,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被正式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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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次让罗莎·帕克斯愤而觉醒的遭遇也仅仅是这些种族压迫现象的“冰山一角”,在那长达一个世纪的美国黑人政法地位状态,其实更加触目惊心——

在暂时废除了黑奴制度的所谓“镀金时代”美国,又于1880年代起实行了所谓“罪犯租赁”(Convict Leasing)制度,该制度规定:全美所有罪犯(或者是监狱服刑人员)可以被合法地卖给其他公民(买家一般是庄园主)作为劳动力(该法条英文原文使用的词汇为Labor,但实质就是奴隶)。而到了20世纪初,美国白人基于这部法律又出台了更加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Jim Crow)法”,该法的实质亦是一部种族隔离法,而且它在执行时还经常基于黑人和白人社区严重不平等的社会资源,使得无数黑人被捕入狱,而沦为奴隶。从这个角度,“吉姆·克劳法”时代下的美国黑人,在人身自由方面的风险可能比南北战争之前的黑人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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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南北战争之后开始,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形象也有一个很大的掉转,这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一个特点。南北之争之前虽然存在着堂而皇之的黑奴制度,但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黑人在美国的文学和新闻宣传下,总归也被大部分人看作“Childish”或者需要白人保护的脆弱和无知群体;而在1860年代以来的“百年隔离”背景下,美国黑人则又被严重地罪犯化和危险化(白人开始怕黑人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白人法学大师布莱恩·史蒂文森在他的著作《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中提及,“在美国广大的贫穷城市社区,黑色和棕色皮肤的男孩通常都有很多次遭遇警察的经历。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还是会成为警察的目标,执法人员还是会假定他们有罪,怀疑他们有危险或参与犯罪活动。随机检查、询问和骚扰大大增加了男孩们因轻微犯罪被捕的风险。他们中有很多人因为小事而背上犯罪记录,而对于家庭富裕的孩子来说,这些事情根本不会让他们遭受任何惩罚”(该书中译本第123页);“现代美国共执行近1400次死刑,其中有近40%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即使是在这个州,死刑判决率也大幅下降,死刑执行的步伐也减缓下来;阿拉巴马州的死刑判决率自从1990年代末开始下降,但它仍然在美国最高。截止2009年底,阿拉巴马州的人均死刑执行率居于首位”(该书中译本第220页)(笔者注:德克萨斯和阿拉巴马分别是美国拉丁裔和非洲裔人口比例最高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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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后黑人民权运动时代”的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还通过了“暴力犯罪控制和执行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这个法案给了美国警察对具体案件所采取措施的决策权,并且这种“裁量”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族裔为标尺。举个例子来说,一名警察如在街上看见两个小孩(恰巧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同时横穿马路,便有权“只给白人小孩一个警告,而对黑人小孩开出罚单”。而这个法案在实操中发生的现象更加违逆了种族平等原则——有数据显示,目前以美国白人为标准,拉丁裔被捕率是白人的三倍,黑人五倍,保留地印第安人七倍,而这个比例的排序也与美国各种族的普遍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东亚人犯罪率还不及白人的一半,可能跟东亚移入美国的居民人口素质有较大关系)。这个法案也使美国黑人被警察误杀事件也越来越多,发生在2013和2014连续两年的,震惊全球的“华裔警察梁彼得误杀黑人”、“弗格森镇白人警察击杀黑人”事件,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而且讽刺的是,这两案都发生在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的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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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体现美国社会“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例子是,美国司法对吸食可卡因罪有着具体的判罚差异——将可卡因大致分为crack cocaine(霹雳可卡因)和powder cocaine(粉状可卡因)两种,crack cocaine是块状,一般纯度较低、致死率较高、比较便宜,powder cocaine是粉状,一般纯度较高、致死率低、比较贵,除此之外这两种东西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古柯碱制品,不过对于吸食crack的判罚要重很多。但由于美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种族际财富积累鸿沟,黑人瘾君子一般只有资金去吸食crack,而白人瘾君子一般有能力消费powder,所以这事实上构成了对黑人社会的定向不公。

当时美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甚至延伸到了这样的趋势:时值美越战争期间,大量的黑人被征兵,而配套的对幸存退伍老兵的政策是“可以选择领取一次性安置金,或是政府资助的大学教育”,可大部分白人军官都会大规模系统性地极力劝黑人退伍老兵选择一次性安置金而放弃大学教育,这当中的不友善目的也是昭然若揭的——教育工作一直都是实现人口向上进行阶层流动的动力,但如果白人精英都只是选择性地对黑人“授之以鱼”地治标,真正治本的“授之以渔”则只给白人自己,则种族性的社会阶层差距就会一直存在。

然而,无数的社会研究和调查都指出犯罪率和种族(生物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没有直接关系,使犯罪率增加的首要因素是贫困。但许多持种族歧视观念的人却都混淆了因果:一些族群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而更加危险,而是因为他们的生理特征而受到其他主体民族的歧视和边缘化,而导致他们的贫穷,从而使他们“更危险”。这难道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而且更可怕的是,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梗阻着当时的美国黑人民权呼声,这主要集中在黑人的主观因素。在马丁·路德·金之前,也有过一些名声大噪的黑人民权运动家,例如美利坚建国早期的索茹尔内·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和废奴运动时代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但他们都局限在了“改革或变法派”,幻想着靠白人精英的“恩佑”实现种族平权。而只有马丁·路德·金是第一个倡导黑人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寄希望于白人统治者的民权运动领袖,因此他的事业才根本推动了质变。

总之,既然时至今日美国所有的少数族裔在美国都受过或者还在受到系统性的,“量身定制”的种族歧视(即便我们东亚裔也不例外,只不过形式上与针对非洲裔、穆斯林和拉丁裔等又有所不同),即便另一个客观事实是,翻遍美国宪法(含修正案)及任何刑法法条都找不到一句种族歧视的话语。因此,马丁·路德·金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美国历史千千万万个民权领袖中的一个,更在于他领导的运动的意义对整个美国社会所有的种族(更甚至全球所有的受压迫族群)都是一次洪钟闷雷般的震动。

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适逢他的半世纪忌日时,黑人主观因素的民权理论自信正陷于一股巨大的暗涌,不可不谓“后院起火”。这股暗涌,从心理角度与上段所述当年的情形略有相似。

2015年,黑人记者、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以《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一书获得了该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并入围全美书评家协会奖终选名单,他本人还于2016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在世界与我之间》的序言为“在这个美丽而残酷的世界,(我教会儿子)如何学会做个审慎并清醒的公民。三封家书,在世界与我之间。写尽父子情,读懂美国梦。”科茨试图通过呼吁“黑人无神论、对梦想和道德追求的不信任”来证明自己的“反抗”。书中热烈讴歌了“这届总统(奥巴马)为新一波黑人权威人士、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开辟了市场”,并称奥巴马的统治是“黑人的声望胜利”、“好黑人的政府治理的典范”:“我看到巴拉克·奥巴马的星星在政治天空上划过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白人为一个既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艺人的黑人欢呼。他们似乎也因此而爱他,当时我还想着,他们也可能会爱我”。——看起来,这似乎是“由代表当前美国有色人种进步力量的‘时代偶像’,发放的一份好鸡汤”,并且与马丁·路德·金当年奋战毕生的理想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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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茨的观点遭到了同为黑人学者的质疑,这其中以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为最典型的代表。康奈尔·韦斯特是一位杰出的激进民主知识分子,他是哈佛大学公共哲学教授,并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他的经典著作《举足轻重的种族议题》(Race Matters)享有盛名。近日他接受美国媒体的相关采访,结合《在世界与我之间》和科茨的另一著作《我们掌权这八年》(We Were Eight Years in Power)对科茨“非政治性的悲观主义”予以了系统批判。

“科茨和我同属黑人自由斗争的背景,但他代表了新自由主义一派,貌似对白人至上主义持有激进态度却导致黑人的反击被忽视。这一派在新自由主义体制里谋取利益。此种体制鼓励人们对华尔街的贪婪或是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问题保持沉默。……科茨和我之间的分歧很明显——任何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分析或看法如果忽略了华尔街势力和美国军方政策的的核心作用,以及美国黑人群体阶级、性别和性向的复杂动态变化,就变得太狭窄了,且具有误导性。这对塔那西斯·科茨的世界观来说也一样。……科茨正确地强调了过去和现在一以贯之的白人至上主义后遗症。他看出白人至上无处不在,甚至确实提醒我们要注意它的掠夺效应。不幸的是,他几乎没有发觉我们对此所做出的反击,且从来没有把这个丑陋的遗留问题与以下现象联系起来:掠夺性资本主义实践、帝国主义政策(战争、占领、拘留、暗杀),黑人精英拒绝直面贫困、父权制、对变性者的歧视。……总而言之,科茨对白色至上主义着了迷。他认为白人至上全能、神奇、不可撼动。我很关心他对‘反抗’的叙述。反抗对于科茨来说只勉强具有审美意义——个人写作目的而已,与群体行动无关。它赚取了那些并不想分享权力或放弃特权的新自由主义者的鳄鱼眼泪。”这便是韦斯特基于阶级史观而阐发的直言,并直接向科茨发问:“你能怎么对抗一个坚持视你为其中一员的势力呢?”

韦斯特发现,科茨巧妙地引用了已故的伟人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那消沉的世界观。但韦斯特强调:“贝尔为黑人的反击而狂喜,因黑人的抵抗而高兴,为了他对黑人和正义的热爱冒着生命危险和职业风险;而科茨没有做到认可这些(方法论层面的精粹)”。而对于其他一些重要的黑人民权符号,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奥巴马,韦斯特也认为科茨对其的理解存在严重误解:“不用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揭露了白人至上主义事实的马尔科姆·X对美国也持有非常悲观的态度。然而,他的悲观主义既不廉价也不抽象,而是浸透着血和泪,满含对黑人和正义的热爱。不幸的是,科茨对奥巴马的忠诚造成了他对黑人历史的狭隘理解,他认为今天只有一个人能承受‘我们活生生的黑人男子气概’和‘我们自己的闪耀的黑人王子’(笔者注:这是美国进步主义人士赞颂马尔科姆·X的话语)这双重的敬畏——就是奥巴马。然而,奥巴马这位美国帝国第一位黑人首脑究竟是谁?崇敬他,难道不就等于仍然崇敬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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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特认为,科茨试图通过呼吁“黑人无神论、对梦想和道德追求的不信任”来证明自己的“反抗”——不止“完全不指望白人”;对他来说,如果自由能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这种反抗”本身。这样一种世界观被韦斯特认为“对白人的看法是部落式的,自由观则是新自由主义的”,“在这个世界观下,各种族群体其实同质,自由则具有个体性;阶级不存在,帝国也不存在”,“这显露出,科茨对白人的认可抱有执念”。因此韦斯特总结称,“科茨的营销手段和任何人的市场营销手段一样值得怀疑”,甚至还发问:“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宿命论和对黑人自由的悲观主义能获得暴利,这是不是正符合新法西斯主义、美国风格的特朗普时代特点?”之后韦斯特还作了更大的延伸:“很显然,科茨狭隘的种族部落主义和短视的政治新自由主义观完全没有跟踪到华尔街的贪婪、美国帝国的罪行或黑人精英对贫穷的漠视。举例而言,他没有认真关注在我们群体中最脆弱的那群人,即不成比例地受暴力、贫穷、忽视和不尊重影响的LGBT人群所处的困境。”——将其同理心外延到了“一切身份政治叙事的社群解放”历史命题。

由此,韦斯特诚实直言:“科茨和我之间的分歧是实质性的,且十分严肃。若认为我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是因为我小肚鸡肠,那便错了。每一次严肃的批评都必须归结为某种恶毒的打击或丑陋的私仇报复吗?我们能否不承认,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岌岌可危的此刻,我们之间有很深的分歧?甚至是否有可能淡化职业生涯和个人不安全感,以突出我们两人看待我们共处的寒冷又残酷的世界时那些相互冲突的方式?我代表黑人自由斗争中的激进派,我们拒绝割裂阶级、帝国和其他形式的控制的现实与白人至上主义的联系,不管在生态、性别还是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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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左为康奈尔·韦斯特,图右为科茨。另附发生争论之后,科茨退出推特的声明截图。

科茨与韦斯特的学理争执或言政见分歧,其实也只是一个“(美国政治语境中的“少数派”)理论自信遭遇危机”的缩影。更根本地说,它其实系统地向美国立国以来历次所谓基于“政治正确”的政策调整,提出了总体质疑。

“立足现实+不懈努力=幸福来敲门”,这似乎是世人理解“美国梦”的最简单切入点。然而,世界这么大,实现梦想之路也或多或少必有坎坷。现不妨以2016年热映的,事实上就承担了该年总统大选“献礼剧”职责的《疯狂动物城》为案例视角进行展开,便会有诸多犀利的发现。

这个单一单词的片名本身(Zootopia)就是化用了“乌托邦”一词,而这座“动物城”的理念“Anyone can be anything”(详见剧情)正是《独立宣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的变体,或者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动物城的魅力和引力,与文学天才托马斯·沃尔夫所定义的“美国梦”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这块以移民建国并能持续吸引全球人才越洋奔赴的世外土地,正是基于“人人皆可成功”的普世信念而运转自如。从十九世纪开始,当革命的暴戾火焰与阶级的传统枷锁(最典型的映射便是法国史与俄国史)成为整个欧亚大陆仅剩的两个选项,北美这块以移民建国的世外土地,就被历史托付了乌托邦的角色。

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起点,空想派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凭借智慧,人类可以设计出一种没有瑕疵的社会制度”,从傅立叶到欧文,从布朗基到马克思,乌托邦的参数愈来愈具体,实现它的方式也愈来愈激进。然而物极必反,如此主观能动性指导下的社会设计存在,也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地演绎了何为“遽兴遽灭”。而且由于解构主义哲学自近代以来,再到现当代的大行其道,并转而表现为将“批判乌托邦”构建为近现代文学、社会学的主流姿态之一。因此综上两点原因,一切“泛乌托邦”的困境也随之来临:如另一部充满哲学气息的好莱坞力作《创战纪》中所道出的,众人之共同忧虑“完美是个未知数,完美永远可遇不可求”。

如《疯狂动物城》所反映的那样:动物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是暗藏杀机的——表面平和的城市里依然有着黑社会组织、毒品贩子和挑拨离间的阴险小人,而食肉动物的捕猎本性也依然是食草动物心中的大患所在,仅仅因为一个个例,甚至是一句话,就会激起不同阶层之间的盲目对抗,叫嚷着让对方滚出这片乐土。这个桥段你是否眼熟?其实它就是人类社会的直接粗暴映射——“刻板成见”构成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当亦能影响这个世界之运行的某种潜规则:兔子朱迪因为偏见而没人相信她能成为一名好警察;狐狸尼克因为偏见而没人相信他是个真诚的家伙;狮市长因为偏见而异常担心自己无法被群众所信任;绵羊副市长因为偏见而被狮市长当做一名对外进行群众性欺骗(注:狮市长在剧中亲承了“我只是为了食草动物的选票”)、实则只对他本人负责的“差役”……阶层的偏见、种族的偏见、职业的偏见、历史的偏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事实上,兔子朱迪最初之所以愿意勇敢地接下这一桩她自己心里当然也毫无底气能够办好的失踪案件,是因为她不甘心做交通协管的平庸工作——尽管这种预设职业不平等关系的心态本身就有些微妙的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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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偏见很简单,而打破偏见很难。”应该说,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实践中是意识到这一局限性了的,至少是慢慢学会了用“政治正确”逐步完善地保障种种“天然弱势群体”(或因为种族、或因为阶层、或因为价值取向……)的利益。反映在这个动物王国的种种故事中,即表现为——用极为简化的、垂髫小儿都能看得懂的手法,努力刻画“捕食者与被捕食者间的对立统一”这样一幅美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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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所谓“毒药的解药未必又无新的毒性”,当无孔不入的“政治正确”开始干涉公众的自由意志,这种难以自洽的逻辑矛盾反而显得尖锐起来。这样一个“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和平共处”的“理想世界”,被朱迪一条不经意的评论打乱了其中微妙的平衡,因此只用了这么区区一瞬间,剧情中的虚拟世界同样变成了与我们当下现实人类社会如出一辙的、在媒体导控下的充满种族间偏见和愤恨的社会现状。如英国老牌媒体《卫报》所评论的那样:“从典型的右派保守言论到极左的过激化忧虑,《疯狂动物城》虽是指向儿童观众的动画影片,但是它同时挑起了其他动画影片几乎从未涉及的重要社会议题。”

更何况,让草食动物凌驾于肉食动物之上的反派阴谋,则与《动物庄园》里“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的黑色幽默遥相呼应。动物城丝毫没有康帕内拉和莫里斯笔下那种扁平化、公有化的乌托邦结构,其反差之处更像是《美丽新世界》的设想:所有幸福都是被安排好的。同样的逻辑类推下,我们不妨追问:狮市长真的完全“蒙冤”么?当然非也,他有着一张典型的政客面目,对那些失控的肉食动物的囚禁,目的只是保住他自己的地位以及避免引起公众恐慌。只是,这种心思过于好猜,才有身为“反派”的绵羊副市长的精巧策划,给了她机会一步一步地制造对立,把狮子和其他肉食动物推下深渊——但她的苦衷也“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为她被迫隐忍着长期不被重视与尊重的职业状态,她明白自己之所以被委以副市长的高位,只是因为狮市长想要争取草食动物的选票罢了。这样的“政治正确”岂非饮鸩止渴?梦想的回响:当我们纪念马丁·路德·金时,我们在点燃什么?-青年力

或者,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再深入一点地认知绵羊副市长这个存在的设定意图:首先,根据剧情设定,“食肉动物占动物城总‘户口’的10%”,这无疑直接隐喻了现实中美国黑人占其总人口12.4%的客观数据(注:之所以还只是非洲裔黑人,某种意义上还因为暂时只有非洲裔黑人实现了荣登总统高位的“有色人种版美国梦”;而且巧合的是,这只高居市长大位的狮子恰好又被设定为一只肯尼亚狮,几乎呼之欲出地明确影射奥巴马总统本人)。再者,无论依据狮市长的亲口承认,还是依据绵羊副市长的无奈自嘲,后者被委任为前者的副手“只是为了获得了食草动物的选票”,对应到现实政治,则与奥巴马提名前总统克林顿之妻希拉里为国务卿的“一号令”如影随形。更“巧合”的是,随着剧情发展直至绵羊副市长的阴谋遭到败露,我们是否看到了“擅长运用媒体手腕的政治家,将一群少数族裔描绘成对全社会的巨大威胁,引发大多数人的愤怒,借机攫取民心和权力上位……”这样一个故事的影子?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但可得出结论“政治正确不是万能的”,甚至就连社会达尔文意义上的进化论,难道也要被质疑一个“无法被尽然相信”吗?越高发展水平的动物智慧,反而越未必能够更好地解决公共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麻烦,而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疲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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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物极必反”,当“政治正确”被在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下、无孔不入地使用过多后,同样容易掀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报复性反弹。透过初进动物城的朱迪的视角,直接就捕捉到了动物群中一头猪向一只猎豹高喊“滚回丛林去吧!”的镜头。这句话无疑映照了现实人类社会中非常典型的反移民口号,并且还带进了刻板印象(猎豹怎么会是丛林动物?)——好在剧情所设定的这头猎豹还蛮有涵养,只是耐心回击了一句“我是草原来的”。又如当,正副市长的相互斗法“激起民愤”后,不难注意到抗议大会上其中一块牌子明显地写着“Pred Pride”:Pred是“捕食者”的简写,虽然这句口号的编写当然是源于即兴押韵,但它也是在暗指现实政治中的Black Pride运动。不妨在此处回归现实:说好的“黑人可以当家做主了”呢?还不是弗格森镇黑人青年的喋血频发吗?奥巴马总统一定自己也为之深感困惑,或者也可能——他明白症结在哪里,但无法通过针对性的政策改良,以消灭“白人警察与所谓‘有犯罪嫌疑的黑人平民’间,无休止的零和躲猫猫游戏”这一出路未卜的美国社会现状。梦想的回响:当我们纪念马丁·路德·金时,我们在点燃什么?-青年力

而说得宏大一点,“政治正确”最初朴素的创立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真正消弭种族之间、阶层之间、不同价值取向者(只要不是反自然、反社会的极端主义倾向即可)的隔阂,建立包容一切的广泛互信机制吗?然而遗憾的是,现阶段的人类却最多只将其实践到了——用少数超能的“弱势群体中走出来的精英”而一叶障目地代替整个他(她)所代言的弱势群体——的地步,并幻想着仅凭这种“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模拟游戏”即可建立持久的跨族群大团结。且由于上述的更可怕新形势(同样是“更巧合的影子”一句所反映的情况),这好不容易迈出的“历史性的一小步,但更是一大步”又重新有毁于一旦的风险,不可不谓一个黑色幽默:“政治正确”有着广泛的、令它无能为力的场域——不是被肆意践踏,就是被恩将仇报(如全球各发达国家因难民流入而增高的犯罪率乃至暴恐行为发生率)、或者被双重、多重标准地使用。这或许也是康奈尔·韦斯特一定要反对科茨主张的本意吧!

从这个角度,作为《疯狂动物城》剧情主要线索物的“午夜嚎叫病原”,显而易见隐喻了“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所潜伏的那种并不一定在进化论的作用下而终将易如反掌地消弭的野蛮排他性与攻击性”,而这种——由排他性进而导致的攻击性,还很可能呈你来我往之势,无论强者的恃强凌弱行为、还是弱者在“受迫害妄想”的扭曲心理下往往形成的恶意碰瓷强者行为,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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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方法论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疯狂动物城》中的情境那样,非要抽象形式主义地把绵羊副市长设定为一个二重纠结的身份不可,所谓“仅仅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的民怨沸腾”(只会沦为一场故作矫情且缺乏实效的公共作秀);而不是从制度上认真探讨“那么如何能够让食草与食肉动物间建立牢不可破的互信呢?”

所以还是回归历史:马丁·路德·金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既受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影响很深,又更将耶稣基督与基督教教义根植在他内心中:“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以及“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狱中写就《伯明翰狱中书信》,力陈民权运动与耶稣基督“在博爱方面的极端主义”精神相符,信中并引用诸多基督教和平主义作家著作文句。他将这股精神一直沿用到了生前最后一篇演讲《我已到达山顶》中。尽管从无神论角度,这些想法或多或少亦有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从政治工作方法上,不失为一股可以洞照千古的借鉴之光。虽然以黑格尔等大哲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学认为“政教分离,必须是先进国家的标配或者后发国家走向先进的基础”,但黑格尔同时也认为,“政”与“教”应可很精准地分割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不仅能重新摆正各自定位,且能以此定位相互合作。而正因此,马丁·路德·金作为一名优秀的浸信会牧师(而且还是神学博士),但同时也承担了一名优秀的世俗政治领袖身份。那么不妨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的行为,是否可被视为“力图通过宗教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影响政治”的优秀典范呢?

再次将视线移回《疯狂动物城》:没错,根据剧情设定,狐狸尼克的姓氏是“王尔德”,正致敬的是那位英伦三岛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毒舌诗人。王尔德的玩世不恭及其对于悲凉情结的情有独钟同时构成了尼克的自我属性,他在剧中时来运转的“屌丝逆袭终有日”结局,更是呼应了王尔德的名句:“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这只习惯半睁双眼、永远一副懒洋洋神情的狐狸,才是《疯狂动物城》迷倒众生的灵魂。因此时至今日,结合这个有趣的细节而建构一个历史联系如何?马丁·路德·金难道不就是真实历史中客观“来过、见过、征服过”的,一只活灵活现的“仰望星空的狐狸尼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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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疯狂动物城》以看似最为“宣扬美利坚式极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之乐土特色”的手段,却揭示许多对于“向往真正的公平”的思考时,马丁·路德·金的伟大灵魂,是否在此中得到了升华?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并且笔者相信:只要你的内心足够光明,只要你相信“和平造就伟大”的强有力的积极信条,世界便不仅不黑暗,相反还是助你表达身份政治、实现最高理想,当然更推动整个自然宇宙之和谐的广袤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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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涟漪回荡无穷,但它一定忠实地铭刻着每一个伟大的形象所留下的印记,其中就有以“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感动了这个世界的马丁·路德·金。他的伟大灵魂,属于你,属于我。

原标题:梦想的回响:当我们纪念马丁·路德·金时,我们在点燃什么?

责编:施成德 (如涉版权请联系banquan@haijiangzx.com  转载请注明海疆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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